为政|我们做事一定要“将就”
“将就”是选择次优，也有照顾各方的意思。做事情要按照现有的条件来做。现在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在多种矛盾的解决和多种价值的实现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想和谐就得将就。
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改革，并试图用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先进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有必要做个澄清。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观念的世界和一个经验的世界。人们总要根据自己建立起的经验系统，来衡量、判断某种观念，理解和运用某种理论。因此，可以说人们的经验世界是其观念世界的基础和支撑。经验来自实践，如果没有实践和经验，对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一切真知来自直接的经验。这句话说得多好呀，如果没有经验而大谈理论，那你就是编，就是忽悠。我的本钱就来自于这些年在国内外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我一直以来都对单纯顶层设计这一提法怀有疑义。政治领域很难有顶层设计，那是革命，不是改革。顶层设计之后还有分层设计，分层设计是以顶层设计为逻辑起点进行设计的，但社会是现成的，没有办法推倒重来。所以，顶层设计要和分层设计兼容，就好比脑袋和腿脚要兼容，这个过程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
此外，顶层设计需要有理论有经验，但现在我们谁对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完全的经验？都是要在实践中摸索。苏联的失败就在于顶层改革失误。所以顶层设计的风险一定要在可控范围内，所谓可控一定是局部的，一揽子方案是非常可怕的，有可能几代人的生活也就这么一揽子被断送了。改革一定要有风险控制，不能以为只会成功不会失败，要有退路设计，留下后路，在取得经验之前不能推广。
谈到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就涉及了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其实，体制的优劣不是绝对的，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我的看法是政治体制的优劣主要要看它的适应性，一个政治体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治理的需要进行灵活的调整，适应于社会的需要，一般来说，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政治体制。所谓“鞋子好不好只有脚知道”，过去学术界往往是抽象地谈论政治制度问题，脱离开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谈论政治体制的优劣。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搞清楚现在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国情如何？国家面临的环境如何？实际上是个权衡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实在太抽象了，根本说不清楚。
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刚做学问的时候倾向从性质上看问题，可以说是个“性质论”者。现在我变得更倾向于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变成了“阶段论”。什么叫“性质论”？就是爱区分问题的性质，比如这个是资本主义的，那个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是资本主义导致的问题，那个是社会主义导致的问题。我现在看法有很大变化，我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不是个性质问题，而是阶段问题。
世界各国有个通例，工业化时期各个社会集团都会抱怨，社会呈现出复杂性。在今天中国，任何单一办法和思路都很难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有“一招灵”的事情了。在上世纪80年代出台一个好政策很容易奏效，今天就不行了。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避免“一刀切”，都需要做多方面的考虑，甚至要有退路设计，不能搞”胜负手”，那是赌博。现在的政策都像中医的药方，里面的各味药相互“勾”着，就是说药性是互相对立有冲突的，不是仅仅具有一种倾向。
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将就”。“将就”是什么意思？“将就”应是北京话，而不是上海话的“捣糨糊”，甚至也不简单的妥协的意思。“将就”是选择次优，也有照顾各方、折中的意思吧。什么事恐怕都不能按照理想来做，在这个时代你是做不到的。做事情要按照现有的条件来做。现在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在多种矛盾的解决和多种价值的实现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想和谐就得将就，要照顾到平衡，反对唯GDP，但不能不要GDP。地方干部说得很清楚，科学发展最花钱，没有钱怎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要环保，环保最要钱。所以科学发展观不是讲不要发展，不是不要GDP。
说到阶段性问题，这里还有个现象，当初党在讲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没有讲阶段，就一次性说定了。但是在实践中，各种法律上的规定和承诺显然调门不能起得太高。说到的东西不能立刻做到，只能逐步满足。但现在很多人讨论宪政，我觉得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政治算盘。宪法是个过程，美国宪法1787年诞生，到了1865年宪法修正案美国才承认黑人有政治权力。到了美国建国近200年的时候，全国的黑人才在各州获得了选举权。权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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